紀律建設要抓苗頭性、傾向性問題

　　遵守黨的紀律，不是一陣子，而是一輩子的事，所以要常常提醒，反復強調，要重在日常，貴在有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干部身上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要及時‘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糾正，這是愛護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更不能哄著、護著，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問題。”

　　古人講“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就是防微杜漸的道理。在對待紀律上，一次守不住、次次都讓步，最后往往是小洞不補、大洞吃苦。歷史上，我們黨多次在重要關頭針對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早抓、花大力氣抓，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比如，隨著解放戰(zhàn)爭進入戰(zhàn)略反攻，黨的工作也隨之發(fā)生三個重要轉變，即戰(zhàn)爭形式由游擊戰(zhàn)轉向正規(guī)戰(zhàn)，工作由分散轉向集中，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轉向城市。此時，由于黨的干部隊伍自身思想狀況與新形勢、新階段的工作要求不相適應，黨內出現了一些違反政策、破壞紀律的現象。

　　較早發(fā)現這個問題、向黨中央反映這個問題的是時任西北野戰(zhàn)軍副政治委員兼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的習仲勛同志。我軍攻克高家堡時，發(fā)生破壞紀律的行為。1948年1月2日，習仲勛同志及時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作了反映，引起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1月9日，他就此作出批示：“高家堡破壞紀律的行為，應追究責任，并向全軍施行政策教育與紀律教育。”

　　毛澤東同志看到這是一個帶有苗頭性、傾向性的問題，隨后一段時間連續(xù)就此類問題作出指示和部署。5月，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要求，“必須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tài)或無政府狀態(tài)，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zhí)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現在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tài)在黨內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這些狀態(tài)必須改變。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zhàn)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tài)”。10月，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通知里指出，“目前的形勢，要求我黨用最大的努力克服這些無紀律狀態(tài)和無政府狀態(tài)”。1949年1月，他在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的決議中明確要求，“關于在全黨全軍各級領導機關內，開展反對某些嚴重地存在著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tài)的斗爭，必須按照中央規(guī)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辦理完畢”。

　　短短一年時間，黨中央花了這么大精力抓紀律建設，有力制止了黨內的無政府無紀律現象，保證了黨中央領導的集中統一，不僅為爭取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于以后從嚴治黨、從嚴治軍，加強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抓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有時會因為問題尚未暴露或不很嚴重，而引發(fā)被批評者的反感甚至責難。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抓紀律，就要敢于板起臉來批評。不要等犯了大錯誤才去批評，平常有問題就要及時批評。擔心批評得罪人、會丟選票的心態(tài)在不少領導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僅不敢批評、不愿批評，而且還經常以表揚代替批評。這些現象必須糾正。”咬耳朵、扯袖子、紅臉出汗，是真正對同志負責，對黨負責。平時疏于管教，任其發(fā)展下去，等到嚴重了再算總賬，一算嚇一跳，甚至要坐牢殺頭，豈不令人扼腕嘆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和從嚴治黨新要求，提出并實踐監(jiān)督執(zhí)紀“四種形態(tài)”，在高壓震懾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錯誤甚至犯嚴重錯誤的干部，主動向組織講清楚問題，得到寬大處理；一些游走在違紀邊緣的干部受到警示，懸崖勒馬、迷途知返；還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真正體現了黨的政策，真正體現了對干部的最大關心愛護。